彭培根-用国家政策、法规和数据来批判三栋妖魔鬼怪建筑物 尊敬的M书记、M市长赐鉴: 报告主题:拥护国家五部委2007年元月十五日联合颁发的:《建质字第一号文件》。一个对中国二十年来,城市建设的拨乱反正的文件。 我非常钦佩岐山同志在2005年说过的一句话:“2008年,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到北京的时候,他们主要不是要看我们的高楼大厦,也不是我们的体育设施,最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们的市民的精神文明面貌”,他的这种观点,刚巧与清末民初的鸿儒辜鸿铭的哲理相通。辜在用英文写的书《The Spirit of Chinaman (故意用外国人轻视中国人的称呼) 》中说:“要看一个国家,高楼大厦或车水马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国家或民族所养育出来的人民是什么品质,他们的男人和女人是什么样子的素质和气质”。但是如果中国大城市,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到处都是洋建筑师来练“狂草建筑”的城市空间;再加上温总理批判的:“大型公共建筑有很多是:贪大、求洋、浪费国家资源和没有中国特色” 那我们拿什么样子的城市空间环境来熏陶我们的市民?许嘉璐副委员长在多次重大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呼吁着警世之语。他希望大家努力创造中国文化的自我再生和更新;希望大家警觉地重视到新的文化殖民主义者,一直在严重地侵略我们的国家;当然,建筑风格是这种侵略中很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美国一家文化产业集团的年产值,竟然与我们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值一样。我们听过他演讲的群众,都非常感动,我们也接受了有真实文化危机意识的教育。 彭培根 敬上 无法无天地把中国当成新武器试验场的三栋妖魔鬼怪的建筑物 **国家大剧院: 国家大剧院是严重违反“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设计: 为什么违反“科学发展观”的设计: 为什么是“反和谐社会”的设计: 首先,国家大剧院是一个一稿 两投的设计。1993年安得鲁在日本大阪设计了一个水族馆,中间就是一个半圆玻璃拱顶罩住三个建筑物;周围也是一圈水。他设计的北京的大剧院,基本是这个方案的翻版。 两个完全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建筑物,为了绝对形式主义,居然外形是雷同的,设计人糊弄了中国的评委和决策人;也愚弄了中国人民群众。 去听歌剧的族群,已经是文化生活高出一般人民群众的一个社会阶层。现在,再加上周围一圈37500㎡的水面(大约是1.875万吨的),岂不像中古世纪欧洲古城堡的护城河(mote)吗! 那不是更加地分裂的社会阶层了吗! 也就是加深了加大了反和谐社会的元素和因素。这是安将他自己2003年在日本大阪设计的水族馆的构思重复使用的结果(请见图片)国内外媒体和电视台都先后批判过--安得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指出不但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城市文脉(Urban Fabrics),他还毁坏了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基地—紫禁城的周遍视野(站在故宫的地面,会看到那个像是从外太空掉下来的异物;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坟包,从故宫的金黄色琉璃瓦的屋顶上冒出来)。 可以用贝聿铭大师的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来相提并论吗? 很多盲目追新变态的人,经常拿贝聿铭大师(他早1983年就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大奖《注1》;等于是建筑师的诺贝尔奖)的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来为设计人安得鲁狡辩。说什么贝大师在法国设计了一个很多法国人反对的玻璃金字塔(也是埃及的坟的形象),法国人在天安门近处,还给我们一个中国式大坟包,大家扯平了!这完全是一种无知的、一厢情愿的,甚至是文革式蛮横无理的胡扯!去过巴黎卢浮宫的人,请你们回忆一下:卢浮宫原来有五、六个出入口。参观者分不清哪个入口是到那个展馆的;贝先生的设计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解决人流动线的问题;他完美地做到了。这个金字塔成为一个视觉的焦点,使参观者很容易就知道这是主入口,而且很轻松地就能走到目的地。从卢浮宫的凹型广场向外走出来,经过小凯旋门、拿破仑广场、一直到一个六条大道的交汇处;有一个五层楼高的埃及青铜纪功柱。一共有十六个希腊的、罗马的和埃及的西洋古典建筑的元素(Architectural Elements)。因此,贝先生设计的玻璃金字塔,是回到一个西洋古典建筑大家庭的建筑群里去。他不但苦心积虑地去尊重和协调现有的城市环境;同时,他还让古文明中金字塔的造型,通过当代先进的结构设计和建筑材料,重新在现代文明中再生出来。这是多么艰难和伟大的原创性设计啊!这与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歪理是天壤之别的。相反地,中国驻法国大使有一次接见安得鲁时,对他说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的协调时,他却用他的歪理来回答,就是:“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把它逼到危机的边沿”。这完全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蛮横无理的语言。这位无知的“大师”啊!历史是时间像水一样是切不断的!大使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如此狂妄的文化侵略者的态度,就是污辱了全体中国人民。同时他也违背了国际建协UIA过去20多年一再强调Regional Culture Identity的国际通用原则。 国际上对建筑设计的通用安全规范:(本节多处学习自刘西拉教授;特此致谢) 就是建筑的《总体安全系数》(Safety Margin)。美国、加拿大和中国都要求在“II”以上。三峡大坝是重力坝,在水利工程体系内的安全系数是在“III” 建议将国家大剧院的毫无用处的屋顶拆除: **“鸟巢”体育场: (申明:朋友们劝我:“老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奥运就要上场了,您就别凑热闹泼冷水啦!”。谢谢朋友们的好意!我和彭德怀大将军都是湖南人,25年前先父鸿文将军引导我回到祖国工作,就是为了爱国爱同胞;在我的专业上为人民服务。中国人说“瞒病必死”;如果为了面子而去自欺欺人,那就是瞒病。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的批评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总结经验,像2007年国家有关城市建设的一号文件一样,勇于总结过去的并非故意的错误,亡羊补牢,这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的态度。) ** CCTV大楼 : (重要申明:讲座内容只代表主讲人本人观点;当时本工程项目的决班子也与现任 温总理在2006年对在大型公共建筑的批评。如果用在以上两栋和这栋CCTV大楼;完全都能对号入座。现就以CCTV大楼为例; 第一:“贪大”: CCTV大楼的最早的预算只有20多亿,后来一再多次追加预算;现在竣工结算将达到90亿!(还有信息可靠的人说是 100亿)。但是,2007年的中国百年空前的水灾。全国十几个省赈灾的款据说也只有100亿!疯了!人民的血汗钱能这样糟蹋吗!真是令人要眼睛出血啊! 第二“求洋”: 是国内大型公共建筑过二十年以来的普遍社会现象,都是建设单位的领导来做决策。专家评委们多半只是拿来当摆设,或者当评委的专家。对国外建筑检验建筑设计的标准,自己都没弄清楚就来盲目地或按领导意图来投票。而“求洋”找外国月亮下的洋建筑大师,是二十年以来的崇洋媚外并媚俗的社会歪风。 第三“浪费国家资源”: 这个大楼要花90多亿人民币,而2007年的中国大陆空前的水灾,十几个省得的赈灾款也就100亿人民币。为什么造价这么贵的原因之一,是不应该将一个电视大厦放在金钻地价的城市的商业中心。国外的电视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在城市外围的郊区地区很便宜的地方而且绝大多数都不超过三层楼的建筑物。有些电视拍摄的制作工棚,有不少是买下了一个废旧工厂厂房,将它改造了用做摄影工棚。 第四“没有中国特色”: 这栋楼不但没有中国特色,其原因是因为设计这楼的建筑师在自己的国家或者任何欧美国家是不可能被实现的。陕西博物馆的设计人张锦秋院士是第一位用“歪门斜造”来形容CCTV大楼的女建筑大师,两栋上面联一起的40多层办公楼的倾斜度是14度左右最上面的一段楼层,在地震抗震要求是八级的北京,居然凭空悬挑出来70米!因此,它的单位面积用钢量居然达到450kg/㎡!为了弥补这个绝对不合结构原理,甚至违反常识的设计,有的钢板厚度达到10到20公分(坦克车才6公分)。另外,因为大楼是14度倾斜的,所以电梯井道如果要和大楼一样,那就更是“歪门邪道”了!何况如果电梯井道也是14度,那电梯就不再是垂直上下的电梯: 它是一个上下山的缆车了。因此,耗电量将是垂直上下的电梯的4 -7倍!结果,中国的配合的设计单位提出的折中方案是,大楼还是斜的;电梯的井道是垂直的。因此,此大楼就不再有“标准楼层平面图”(Typical Floor Plan)每层楼的电梯大堂都在不同的位置。 这栋大楼和国空大剧院还有“鸟巢”体育场都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的思想在 总结以上三栋妖魔鬼怪的建筑的规律就是: 1,这些对中国国情无知的洋建筑师,以为他们可以利用部分中国官员们,无知和盲目崇洋媚外又媚俗的社会现象,无法无天地把中国当成新武器试验场;来设计“狂草书法”式的建筑。 2,我们的个别领导人、决策层甚至评委,都没有能力和经验来区别:哪些是真正的原创设计;哪些是绝对的形式主义的设计。 哪些是符合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和建筑法规的,哪些是穿着时装表演的衣服来哗众取宠的建筑设计。 彭培根 著名建筑大师,1943年安徽出生;祖籍湖南;1978年入加拿大籍,1982年回祖国定居工作。中国优秀外国专家奖章获奖人之一;清華大学资深教授;前首都建筑艺术委员(八年;唯一外籍);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第一位获得此资质的外籍建筑师);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
拥护 温总理在2006年的有关城市建设的批评:
“大型公共建筑有很多是:贪大、求洋、浪费国家资源和没有中国特色”。
我写了一篇拥护国家有关城市建设政策的文章,现在抄呈给您两位父母官审阅。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并不反对外国的建筑师在中国做设计;我们在培养民族建筑师的同时,绝不反对继续交些学费,引进国外的优秀建筑设计,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再引进那些把中国当新武器实验场的,那些外国建筑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允许实施的建筑。还有那些建筑设计是违反国际可特续发展的原则,违反基本结构原理,或国际通用安全规范的建筑设计。我就举一个活生生的、两个月前的例子:我应邀去太原担任山西大剧院的设计竞赛的评委(国家大剧院竞赛时我是第一轮的评委)。因为上述的国家五部委《建质字第一号文件》的影响,可喜地见到北京、上海的几家顶级大设计院,都是以自己的名义来参赛;没有与任何洋大师联名。只有山西省设计院还是与法国夏帮杰(上海大剧院的设计人)联合参赛。但是非常地巧;我觉得这次还真的只有夏的方案最好!完全符合周总理讲过的:“实用、经济和美观”的要求。同时还有恰到好处地雕塑式的、简洁的、像剧院的和非常有时代感但绝不过分的造型。我还在评选会上为这个设计做推荐的说明。结果它得到了第一名。和我一起开会的还有一位名人;在会上为了不影响评选会的主题,我们没有为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交换过意见。但是回到北京后,在电话中他说:“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和城市的建筑设计,应该要有所突破”。我们认识有二十多年了,所以,我给他开了个又是玩笑又是讽刺的笑话:“那你把马桶放在你们家客厅好啦!那是最大的突破!” 没想到我的老友把电话给摔了。建筑设计是可以突破的,但是必须在国际性的原则、结构常识内和当地国家的政策、经济条件内来突破。
朋友们劝我:“老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奥运就要上场了,您就别凑热闹泼冷水啦!”。谢谢朋友们的好意!彭德怀大将军和我都是湖南人,25年前先父鸿文将军引导我回到祖国工作,就是为了爱国爱同胞;在我的专业上为人民服务。几代中央领导人都鼓励大家要说真话;您两位也是。中国人说“瞒病必死”;如果为了面子而去自欺欺人,那就是鸵鸟。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的批判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总结经验,像2007年国家有关城市建设的一号文件一样,勇于总结过去的并非故意的错误;亡羊补牢,这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的态度。有关的主管就把我当作一个当代的爱国的诤友“魏徵”吧!
专此 敬颂
秋祺
学弟
2007 08 26
如何地违反了哪些法规和可以证明是劣质设计的数据:
(以下数据或评论部份摘要自中国工程院出版的《论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 问题与建议》和几位院士专家的论点(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出)
国家大剧院在紧急逃生时;要在近两万吨的水下跑250米才能逃出来,这是任何国家的安全法规都不可能通过的设计(一般饭店的客房的门到消防安全楼梯的距离是20米)。所以它的设计是严重违反“科学发展观”的设计。它的外壳与悉尼歌剧院(因为有了那个形式主义的外壳,它在声响效果上,不能列入全世界第一流。所以如果不建造一个新的或设法优化改造(很难)。以后悉尼歌剧院只能用来演唱摇滚乐或杂技了);国家大剧院和悉尼歌剧院两者都是“绝对的形式主义”的受害者。这种设计还严重违反了可持续发展;不但在原设计建筑师自己的国家绝对不可能被批准建造。同时,它的设计严重违反“911”之后,西方国家制定的反恐设计法规—Robustness ( 已经有了一个翻得很差的翻译—“鲁棒性”;应该翻成“若霸性”);也就是说在安全疏散的法规的条件上,要比“911”之前,严格好多倍。我们的大剧院逃生时,要在水底下跑250米(注:中国工程院出版的《论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 - 问题与建议》原北京规划局长刘小石的文章)。这都是在黑箱操作;严重违规一再特批;不顾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的情况下,產生出来的违法、违规特批的和极为危险的怪物。所以绝对违反“科学发展观”
以上;国家大剧院是按“II”的建筑安全系数来设计的。但安得卤设计的巴黎戴高乐机场的安全系数应当至少是“II”,结果因节点设计的问题而坍塌了。那如果同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只用了--中国的设计规范--总体安全系数“II”;那国家大剧院的安全隐患是否更加非常危险。幸亏为这个建筑物做结构设计的是北京设计院做的,他们修改了原来安做的圆栱顶的结构设计,同时体现了安的设计造型。尽管如此,这个顶还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形式主义的设计。如果我国“与时俱进”地与国际并轨,把《总体安全系数》提升到“2.5”,甚至“III”以上,那依法国家大剧院就是一个危楼;拆掉它那个纯粹是形式主义的圆顶是有法律依据的。加拿大建筑大师柯克澜(Michael Kirkland)曾写过一封信给***前主席,他写道:“如果像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建筑物能够被建起来,那我们教建筑学的教师们就可以将所有的教科书烧掉了!因为,我们教给学生不能做的事,在这栋建筑的设计里都违反了!”。1999年英国的权威建筑专业杂志《建筑纵览》(Architecture Review)写了一篇评中国国家大剧院设计的社论:《无法无天》(Outrage)!斯文的英国人居然用“粪团”(美国俚语:BLO如此尖锐和鄙视的字眼来形容这个像坟包的建筑物;是在国际专业杂志中极少见到的。
我国工程界评估一栋体育建筑的结构设计,是有规范的:一般体育场馆的屋顶的重量如果是该建筑物本身总重量的20% - 30% 以下,属先进结构设计;40% - 50% 以下属平庸设计;70% - 80% 以上属拙劣设计。“鸟巢”体育场的屋顶重量是全建筑物的80%以上。它的建筑面积用钢量是710kg/㎡,而它的屋顶面积用钢量是542kg/㎡。比较一下美籍華人结构大师林同炎和他晚一辈的合伙人廖士骏大师(70岁,现在我们大地建筑事务所担任顾问总工程师)设计的,世界最大的体育馆(在底特律;八万座)的屋顶重量才25kg/㎡;“鸟巢”的屋顶单位面积重量是它的21.68倍。廖博士本人和他的公司设计的七个体育场馆,是全世界最轻的二十多个体育场馆之七个。中国工程院出版的书中,特别推崇他们所用的钢缆圆形穹顶结构体系;这七个场馆的屋顶重量,没有一个超过建筑物总重量的11%;《总体安全系数》都达到了“6”。所以它们是绝对优秀的先进的结构系统。还有,设计“鸟巢”体育馆的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Jaques Herzog),他自己在德国慕尼黑设计的2006年世足杯的会场(Alliance Arena)的建筑物单位面积重只有200kg/㎡左右(这是一位资深结构工程师的估计,已经相当重了;体育场馆的结构设计的美,就在于能够“四两拨千斤”)。而“鸟巢”体育场建筑面积用钢量是710kg/㎡(注 5)。这就是利用中国社会目前崇洋媚外的心理,把中国当新武器实验场。(请见这两栋由同一建筑师设计的体育场的对比照片)。这就是绝对的形式主义在作怪。两院院士周干峙说过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一个体育场要做屋顶,只是为了遮雨和太阳;那打把洋伞就得了!为什么顶一个坦克车在脑袋上干嘛?不是花钱找罪受吗?!”。1984年洛杉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政府不出一毛钱;结果由很多私人公司共同来承包,而且体育场场还不准许商业广告。就在一个大学的露天的体育场举行;但他们是有史以来盈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赚了2.5亿美元。就二十多天的人***动会嘛,根本就不需要屋顶;我们花了近四十亿人民币,建一个“绝无仅有的体育场”,为了支撑那个愚蠢的笨重的屋顶,四十亿的费用中屋顶部分就要用掉大半以上。这是绝对违反中国政府一再呼吁:“勤俭办奥运”的原则。很多专家们都认为,这么严重浪费的用钢量完全可以用来建三个同样大小的有屋顶的体育场。***主席在视察了“鸟巢”体育场之后,就说了两句话;还是:“勤俭办奥运”和“廉洁办奥运”。可以体会到他很清楚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和决策所犯下的严重错误;还有现任领导班子对前任个别的领导人留下来的这个黑锅,为了和谐而忍辱负重的无奈!!
赫尔佐格和他的合伙人德.慕隆2001年也共同获得了普立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前面说过贝聿铭在1983年已经获得)。那是因为他们设计的伦敦Tate博物馆的现代艺术新展廊而获奖。有些建筑师得到了极高的荣誉后,就会以为他被给予了绝对自由的艺术创作权;就像书法里的“狂草”一样,为所欲为。对不起!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甚至服装设计都可以“狂草”;但建筑设计是绝对不可以“狂草”的;因为我们做建筑设计要受预算的限制、受国际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限制、受国际建协(UIA)的国际行业规范(例如对区域文化特色的尊重)、受历史文化城市的现有环境的限制、受一个国家的建筑安全法规和结构设计的科学规律等的限制。(请不要忘记普立兹克奖牌是铜做的,就是要强调朴实无華的意思。此奖牌的背面还凸印了三个英文字:“Firmness, Commodity, Delight ”。字面上是:“坚固、实用和美好”的意思。但他的深层哲学是要建筑师做人做设计要“严谨、理性和大美”。这与50年代以来的现代建筑运动的金科玉律 “形随功能而生”;还有欧美国家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建筑设计思潮的主流“要回到基本功能”。追求“追求落落大方和亲切可人”的建筑风格”。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建筑应该是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再注重美观”;正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和中国的哲学观:“大美无型;大言希声”也是相通的。但是,如果设计人因为得到了建筑师最高荣誉后,就忘记了他的职业规范和社会责任,那他设计出来的建筑就会违反了以上我们所说的各项原则。那个为了视觉刺激的设计肯定是“空前”的,但是也肯定是“绝后”的;因为,没有建筑师会重复他这种只为表现自己的、愚蠢的、无法无天的因绝对的形式主义而做出的错误设计。
这种狂妄的建筑师粗暴地蔑视了中国的区域文化特色;因为他没有能力按照国际建协的要求,来做一个- 结合现有的历史文化城市环境的,而又能展示现代文明的新建筑物(梁思成说的“中而新”的建筑)。他就在紫禁城的西南方人大会堂的西侧,设计了一个像是外太空掉下来的异物,又像是一个大坟包的建筑物。同时还讲出歪理:“对比也是协调的一种”。这些讲歪理的、把建筑设计当作狂草书法的和设计“歪门邪道”办公楼的洋“建筑大师”,对中国的人民和国家绝对没有任何尊重的心态,更谈不上对中国百姓有什么设身处地的爱心。因此,为了表现他们自己哗众取宠的疯狂的“天才创作”,他们就将中国当作新武器试验场,设计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绝对不可能得到实施的建筑设计!法国有两位记者合写了一本书:《应当被绞死的建筑师》。相信这两位记者要是知道这些洋“建筑大师”在中国干的坏事,肯定会将他们列入他书中的名单上!
的部和台级的领导人无关。请以学术观点和平常心态来对待,出发点是拥护国家五部
委2007年《建质一号文件》看待;本文内容也与作者所在单位也无关)
作怪。都是比预算超出了好几倍!完全违反“节俭办奥运”或其他我国家基本
国策。无法无天地把中国当成新武 器试验场。
最后,我想用我的太老师--四位“现代建筑运动之父”之一的德国大师Mies van der Rohe(“密斯”)的一句名言作为结论。密斯是我的德裔美籍师傅Helmut Jahn(读“样”73、74年我曾当他的学徒/助手)在IIT的老师;样是美国1993年评出来的“十位在世的对美国文化最有影响的建筑大师”之一。因为前两名前辈大师已过世,所以Jahn是目前是美国排名第一的大师。密斯是这样说的:
“I believe that architecture has little or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nvention of interesting forms or with personal inclination. True architecture is always objective and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inner structure of our time, from which it stems.” --- Mies van der Rohe 1962 中文的译意是:我认为建筑与一些新奇造型的创意或个人偏爱无关;真正的建筑永远是客观的,是从它所处的时代内在结构的表征,其源头在此。
注 1:普立兹克建筑奖,自1979年到2006年,共颁发了29个大奖给14个国家的建筑大师。其中,美国最多,包括1983年就得奖的贝聿铭等八位;英国和日本各有三位巴西和意大利各有两位;其它十一国各有一位。1988年是唯一一次颁奖给了两个国家(美国和巴西)的建筑师。2001年也是唯一一次颁发给一个国家(瑞士)的两位建筑师(合伙人)。奖牌用铜来做,也表达了:建筑不是一种1 + 1 = 2 能够说得清楚的科技。因此,把金牌和银牌空出来。此奖牌的背面的三个英文字:“Firmness, Commodity, Delight” 更不是什么时髦的理念。它们是1624年Henry Wotton 从两千年前Marqus Vitruvius 翻译的:《建筑十书》(原罗马文)中引用的理念。
注 2:“鲁棒”是Robustness的音译,但是没有翻译出它的字意。廖士俊博士认为应该翻译为“若霸性”;也就是像霸王一样强壮的意思。清華大学陈肇元院士将它译意为“整体牢固性”。它是在异常和危险情况下系统生存的关键。比如说,电脑软件在输入错误、磁盘故障、网络过载或有意攻击情况下,能否不死机、不崩溃,就是该软件的鲁棒性。“911”事件,纽约的世贸大厦;还有安得鲁设计的戴高乐机场,就是因为“整体牢固性”不够平均,部分结构相对脆弱,才有使得整栋大楼造成瞬间崩塌或局部坍塌。《〈全文完〉》



